在发达国家，社会收入分配基本呈现橄榄形结构，比较稳定。而在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均较大，社会收入结构有人称之为“图钉型结构”，即富裕阶层人数较少而收入占比却较高，中产阶层（笔者认为对中国这一群体称之为“中产阶层”比“中产阶级”更合适）人数也比较少，而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过高。不过，这一现象正在被逐步改善：近几年来，收入差距开始收敛，中产阶层比重有所上升。不管这是经济转型的因还是果，总之都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结构的改善。

　　中国的中产阶层究竟有多少？

　　在美国，中产阶级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有明确利益索求的阶级，主要表明是一个代表主流收入水平或文化专业层次的社会阶层，大致是刨去最高收入的10%和低收入的30%，即可视为中产阶级。当然，作为中产阶级，应该还有学历、职业等标准，如大学以上学历或专业人士、技术工人等。而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则更加缺乏一致认识。2005年，国家统计局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换算，将年收入在6万元-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但中等收入与中产阶层还是两个概念，而2010年，《福布斯》杂志曾经将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均年收入定义为1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并认为衡量中产阶层永恒不变的标准是——能不能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进行自由支配消费。

　　不管用怎样的标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为0.473，表明贫富收入差距仍较大，中产阶层不可能居多数。如果按照《福布斯》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低收入标准做一个折中，则中产阶层这一群体应该分布在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中等偏上户（占城镇人口20%）和较高收入户（占城镇人口10%）这两个群体中。前者在2012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万元，后者为4.35万元，根据最新公布的2013年统计公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约10%，则简单推出，2013年这两个群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1万元和4.79万元，如果再考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因素，假定这两组群体的收入均被低估10%，则2013年他们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7万元和5.26万元。又假定家庭的平均人口为3人，夫妻均有薪酬或财产性收入，子女无收入，则夫妻两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96万元和7.89万元。前者接近《福布斯》的中产最低标准，后者则超过最低标准。故应该可以将这两个群体纳入中产阶层的家庭群体中。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3亿，则占城镇常住人口30%的这两个家庭群体的合计人数为2.2亿，如果剔除无薪酬收入的子女，则中产阶层人口大约为1.4亿。

　　如果按最高标准的6万美元，则中国最高收入群体中的50%家庭人口中的有薪酬或财产性收入者也可以纳入到中产阶层中，这部分人口大约2400万。农村中的极少数家庭的年均收入也达到或超过1万美元，根据官方的数据推算，估计这一群体人口不会超过1000万。也即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乐观估计不会超过1.74亿。

　　此外，还可以用中产阶层家庭应该有私家车的方法来统计人数，目前中国私人轿车的保有量约1亿辆，假如其中20%的车辆归属于富人阶层，则剩下8000万辆汽车都归属于8000万户中产家庭，那么，中产阶层的人数最多也就是1.6亿了。

　　中产阶层的壮大让中国迈向消费型经济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来维持高增长，而投资的高增长又依赖于储蓄，其中居民储蓄率也一直维持在全球最高的比例，其动机来自于子女教育、婚姻和养老的需求，而储蓄的主要方式是投资房地产和金融产品，这就是中国那么多年来投资增速如此之高的来源。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远期的储蓄增值需求变成了近期的变现需求。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的趋势已经明朗，消费比重的增加，尤其在服务性消费方面的比重会更快增长，如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电信传媒、休闲旅游等方面。而这些服务业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制造业，故中产阶层在服务业的占比应该是最高的，而服务业比重高的，一般都是在大城市。

　　其次，中产阶层的崛起也与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关，得益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国劳动力的质量正在显著提高。目前每年毕业大学生数量接近700万，而在10年以前仅为100万。由于薪酬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故学历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中产阶层规模的上升。第三，劳动人口的净减少，使得近几年来工薪阶层薪酬水平的增长较快，这也促发中产阶层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

　　中产阶层在过去10年中大约增长了50%，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升级方面，从消费结构看，是消费重头从衣食消费转向住行消费，衣食消费的减少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大大降低，代之以房地产行业从2000年开始的繁荣，其中主导的就是居民住房销量的大幅上升；另一个变化则是私人汽车购买量的惊人增长，销量10年增长10倍，即便在2013年也达到17%的增长。当然，中产阶层对消费的贡献不仅限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大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行业，还包括教育医疗、休闲旅游及与电信传媒相关的消费等方面。未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大大超过投资是必然的，更进一步看，中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服务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由此使得中国的服务业加速发展。

　　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一路高歌，2013年达到6800美元时，中国也早已轻松步入中高收入国家，假如中国的名义GDP增速继续以8%的速度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目前水平，则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未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1）、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出现大幅贬值；（2）、中国在今后七年时间内是否会发生较大金融危机，从而使得GDP增速大幅回落；（3）、世界银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否因全球货币的泛滥而再度从目前12275美元的基础上提高标准。

　　上一世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最成功的是日本和韩国，大部分经济体都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5左右，贫富差距较大，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在利用外资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接近0.5，若按笔者计算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是高于0.5。不过，2009年以来，从居民收入结构看，贫富差距确实没有继续扩大，但要成为一个橄榄型收入结构的社会，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大力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因为中国已经步入负债式增长阶段，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大幅增长，资产泡沫化问题严重。实际上，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早就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但由于过去改革偏重于“稳中求进”，故实际上推进力度很小，社会收入结构反而出现了恶化。2009年以来收入差距之所以有所收敛，主要因素是劳动人口的比重上升放缓，到2012年出现了劳动人口净减少，这是导致劳动力尤其是技术性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故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较快。

　　如果以推进改革的方式去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则其作用应该比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更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立意高于历次三中全会，关键就看推进的力度了。比如，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领域的改革对于收入的再分配合理化是有效的；打破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管制等国企和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收入的初次分配合理化、透明化是有利的；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挤泡沫，对于规范市场、打击投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的。

　　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实质上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遏制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加。只有这样，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会越来越高，中产不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价值创造者以及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力，更是社会结构稳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