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中国梦：用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充满梦想

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就意味着发展停滞。

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对民办教育合理性的怀疑， 是很落后的事情”

中国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民办教育消灭掉带来的巨大问题。

南方周末：你办新东方最原始的动因是什么？新东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俞敏洪：1989年以后，北大规定不允许老师随便出去代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我出去上托福、GRE课和北大自己办的同类型短期培训班产生了严重冲突。北大培训班的生源数量和收入都明显减少。那时候，北大办培训班的部分收入，在月底会作为老师的奖金发放，那就意味着全体英语系老师的月奖金也会随之减少。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到了1991年夏天，我从北大出来，租了一个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的办学执照，和他们进行分成。我把总收入的25%给他们，从1991年到1993年就是用这种方式办学。

后来我就去北京海淀区教委申请办学执照。申请执照有两条要求：第一是主管单位同意，当时我的主管单位还是北大，当然不会同意；第二是要有副教授职称。这两条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来和教育局的领导慢慢混熟了，他们说北大的讲师应该也算。再后来，我个人的关系转到了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刚好教委一个女办事员上过我的课，她偷偷地帮我盖了个章，我就正式开始办学了。

因为之前我上课的学校叫东方大学，起新名字的时候想留下东方这两个字。碰巧有个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朋友办了个新北高公司，受他启发我就叫新东方，没有任何别的含义。

南方周末：你当初做出国考试培训，是完全把它当做商业公司来做的吗？

俞敏洪：国家当时的界定很模糊，你要是把它当做一个生意呢，它就是一个生意，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学校呢，它就是一个学校。但是资产归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有规定，你要是把学校关了，学校剩余资产跟你没关系，教育局可以拿走。我就是把新东方当做一个赚钱的培训学校来做。

一直到2002年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时，还在区分教育培训机构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直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背后的原因是部门利益博弈。最近国务院要求大量减少审批程序，就是因为每个部门审批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可以管你。民办教育到今天为止，还是一笔糊涂账，是新东方带头把它变成了商业运作模式。其实国家可以把学历教育当做非营利教育，把培训教育当做营利教育。

南方周末：民办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公办教育满足不了需求？

俞敏洪：对民办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的怀疑，是很落后的事情。中国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民办教育消灭掉带来的巨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非常厉害，现在所有最优秀的中学在解放前几乎都是私立中学，很多优秀的大学也是私立的。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就意味着发展停滞。

设想下，现在中国如果有几百所大学是私立大学，最优秀的大学可以跟北大清华比肩，有几百所私立中学，可以跟当地最优秀的公立高中比，你想中国教育是个什么样的现状？私立教育不需要国家的钱，国家省出来的经费可以往需要的地方挪。教育其实可以很省钱，还能发展得很好，互相竞争，互相不服输。最后的结果就是私立教育变成精英教育，公立教育变成普及教育，就像美国那样。

美国州立大学承担了美国老百姓的普及教育任务，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就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通过基金会的管理方式，私立大学照样可以给贫困学生奖金。我觉得中国教育最缺的就是私立教育，现在中国的培训教育很发达，这是私立教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培训教育是一种商业化的教育模式，全世界都有，一般不会作为教育主流来推广。

“普通家庭的孩子 留学机会少了”

穷人在中国和美国上好大学的机会被同时减少了。

南方周末：新东方的商业模式是不是现在也在调整？

俞敏洪：培训人群改变了，商业模式就得跟着变。如今中国主体出国人群是中学生，而且美国给中国学生的全额奖学金越来越少了。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给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一年有三四万人，现在中国人去念博士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一年5000人都不到，去读硕士大部分都是自费。美国人也发现，中国人现在很有钱，是不需要给奖学金的。所以，穷人在中国和美国上好大学的机会被同时减少了。人群改变的一个结果是，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南方周末：你是否注意到，中国当下的社会阶层区分已经越来越明显。

俞敏洪：它是自然被区分出来，而不是故意的。其中有中国体制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权力比较大，其子女比较容易享受到优质教育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乡长以上的干部子女基本上都能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然后基本能保证上中上游的大学。现在出国的人群中有钱人占到了95%，剩下的5%是去读博士的，这些人确实成绩很好。

南方周末：这对新东方的生源有什么影响？

俞敏洪：没有影响。无论穷人富人，在考试上都是一视同仁的，这对我们只有好处。我本人特别喜欢大班名师的授课模式，像1000人同时上课，学生来大班上课是带有学习自觉性的，不是被强迫的。但现在，新东方的教学模式基本上都是小班了，原因是人群从大学生转向中学生，中学生的自觉性不强。以一个100人的班为例，顶多有20个学生有学习自觉性，学习一半是被父母决定的。父母更倾向于选择20人或更少人的班，于是学费就大幅度提高，而许多家长们不在意钱，所以一对一业务就大幅出现。

我现在对新东方的老师说：当初我们是火上浇油，学生已经有火了，我们浇把油，学生学习更积极；现在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淋湿的柴烘干并点燃。如果你不点燃学生内心对于自己想要追求前途的热情，教学水平再高也没有用。现在大部分孩子出国，不是因为要努力上一个好大学，而是出国比在国内更加自由，他对上学的概念是模糊的。

中国孩子到美国一般会有一年的动荡期，主要是他们上课听不懂，心情不安宁，不熟悉当地文化。此外，他们和美国学生交流也有难度。不过，一年以后就基本好了，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发现美国大学的教学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第二，美国的教学理念和方式给他们带来新奇感；第三，他们在美国参加学生活动，看到人家的学生学习非常认真时，他们不可能不认真。中国学生有一个底线，就是如果被学校开除了，是没有面子的，所以至少保持在底线之上。然后，他们就慢慢接受了美国的教学方式，进入了学习状态。

我觉得这点是美国大学比中国大学强很多的地方。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给学生灌输什么价值理念，以及公民素质的问题。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深刻讨论，一讨论就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了。当一只鸟在笼子里关太久，你把笼子拿掉，它也不会飞了。就像中国孩子到了美国，应该是非常快就会有创新能力，但是事实上要很久，因为思维模式的改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从社会责任层面想问题， 有时会比较绝望”

更多时候，我还是把自己当做商人来看待。

南方周末：新东方有没有刻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俞敏洪：这个事情我不能深入思考，否则新东方要关门了。因为新东方并不是一个教育理念实践的场地，只是一个商业性的教育机构，所以我就把事情想得浅一点。如果从哲学层面、社会责任层面想问题，有时候会比较绝望。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新东方每年才会通过团中央“自强之星”的活动，对两三千贫困大学生进行学费的支持，因为有钱人不需要我的这种支持。

新东方的现状是，90%以上的客户都是相对比较有钱的。之所以我把新东方兴高采烈地做下去，有几个要素，第一，一个社会是需要大面积的培训，不管来自什么家庭都一视同仁；第二，一个社会是需要精英的，进入新东方的人部分是来自精英阶层，我把这些人界定为到了一定状态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第三，新东方挣钱后，对于社会底层的教育服务是有益的。

2013年下半年，我们就实施一个计划，新东方各地的培训学校每年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当地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贫困家庭的培训，比如一个30个人的班只招到25个人，多出5个人并不会给新东方带来太多成本，就要求当地新东方学校、相关学校团委或者农民子弟学校进行合作，把5个空座位免费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南方周末：你肯定是个生意人，那你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吗？怎么去处理这两者间的关系？

俞敏洪：我没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号称社会的良心，应该属于公知，不需要考虑身后太多的事。对于我来说，当你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新东方的时候，你发表的任何言论都要考虑你的三万名新东方员工。所以我不可能去说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么我就成不了知识分子。更多时候，我还是把自己当做商人来看待。

比较复杂的是我搞教育，所以我把自己当做两个身份，一是商人，因为我毕竟把一个培训机构弄成了上市公司，这怎么说也是所谓的企业家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第二个身份是作为一个老师，不管新东方怎么做生意，我对学生的成长还是很关注的。商人和老师这两个身份我肯定是合格的，当知识分子我完全不合格，因为不是你读几本书就可以当知识分子的。

南方周末：那你现在办学的理念跟当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俞敏洪：本质上来说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受上市和商业行为的影响，把当初办学纯靠一腔热血、希望能跟学生混的行为，变成希望能用更加良好的商业模式来做新东方的行为。

俞敏洪的新东方之路

1980年，俞敏洪从老家江苏江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他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

1993年11月1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10平米的破旧教室内，俞敏洪成立了第一所新东方学校。俞敏洪曾说，辞掉北大老师的工作做培训机构，这个弃教从商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的唠叨，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拿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三年之后，第一家新东方书店诞生。但与之相比，1996年的意义更深远之处在于，俞敏洪在北大时的“小伙伴”王强、徐小平等在当年归国加入新东方。自此之后的几年，新东方逐渐“去家族化”，管理方式更加规范。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也被誉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进入21世纪，新东方不再只有北京一个“据点”，其版图扩展到了上海和广州。2000年12月，新东方与当时的PC业巨头联想合资成立了联东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成立早期的新东方教育在线网站，这意味着新东方正式进入远程教育领域。

2002，新东方继续在全国扩张势力：武汉、天津、西安、南京新东方学校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新东方开始创办精英英语学习中心，挺进高端英语培训市场。2006，新东方又在福州、合肥、昆明、石家庄、苏州、株洲、宜昌、鞍山、佛山等地相继设立了分校。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开盘价报22美元，较发行价上涨46.7%，成为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新东方上市之后，用海外上市公司的规则提前制约了内部管理层面的人情因素；同时新东方上市也吸引了大量外资投入到中国教育行业。

2013年9月，俞敏洪成为耿丹学院理事长，新东方以间接方式进入民办大学学历教育领域。俞敏洪立志在未来20年内将耿丹学院办成中国民办大学中的一本大学。

从1993年创办新东方至今20年间，俞敏洪已经从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北大靠代课改善生活的穷老师，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个性鲜明的企业领袖。作为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社会上的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俞敏洪曾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全国青联常委等社会职务。

俞敏洪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没有梦想你就会很快枯萎死去。”在他看来，人生第一个梦想应该是“个人的成功”。他曾以自己创办新东方的经历为例，阐释了一个人只有首先取得个人成功，才能够帮助他人，回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