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消息，近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明确表示：“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等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下一步要继续清理和压缩现有前置审批事项，将其中的大多数改为后置审批，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并实行目录化管理制度，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将“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将“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这直接意味着留学市场在工商登记的范畴上，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

　　约束“审批权”，行业壁垒将被打破

　　“前置审批”和“后置审批”的根本区别在于，留学公司在拿到中介资质之前是否可以开始业务。“后置审批”的直接目的是给创业的公司增加存活几率，同时也释放出认可目前“无证运营”公司的存在合法性的信号。很多“咨询公司”除了咨询业务外，也从事中介业务，迫于审批困难，都打着擦边球无证运营。“后置审批”实际上先认可这些公司的存在，就加速了“无证”公司的合法化。

　　实际上，这次将要实行的“后置审批”是降低准入门槛的第二阶段。此前，《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已经将审批权由教育部下放到省级行政单位。

　　过去，留学中介资质审批需要繁杂的程序，经过审批出来的牌照资质也分全国性和地方性。而全国牌照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再批准新牌照，拿到地方牌照的公司则要受制于招生地区的限制。所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家在北京注册中介资质的公司，在山东开分公司没有再额外付费审批，就只能以山东办事处存在。分公司的联系电话要留北京总机电话，客户服务合同要寄到北京受理，漫长的流程严重的拖累服务质量。

　　审批权的下放到省级行政单位，对于公司获得“资格证”而言是绝对的利好消息，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充满“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式的地方审批。比如上海，只有14家公司具备留学中介资质，从事留学服务的公司却有好几百家。上海审批的困难程度已经到了即使是上海的本地公司都要到北京申请拿中介资质的境地。再比如重庆，这个数量只有6家，从事留学服务的却有近百家。

　　审批难，留学公司们使出的招数就是挂靠经营或者合资公司。外来的大公司有国外高校资源却没有当地的资质，有当地资质的规模不够，拿不到国外高校的资源，于是合作就形成了。除了挂靠经营外，还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法是，做业务外包，客户服务被层层外包出去。另外，也有少数收购牌照的行为，但并不是外来公司打开本地市场的常用做法。

　　综观留学行业，在运营方式上，已经完全产业化，但是资质的审批却给公平竞争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壁垒。而这次将要推行的“后置审批”和“先照后证”则是真正将要开始破壁行动。

　　“后置审批”的重要作用在于约束审批权，而审批权则是造成留学市场行业壁垒的最大原因。当这道无形的壁垒将被推倒时，堡垒内外的情况又将怎样?

　　失去赖以生存的壁垒，地方保护伞下的公司何去何从？

　　一直以来，审批权弱化都是一个趋势。真正成熟的产业，本就不该存有壁垒，行业壁垒下的公司从来不会是市场的赢家。

　　以上海为例，实际具备留学中介资质的公司并不占据主流留学市场，具备一般人没有的“资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优势。这些公司常常被多家公司挂靠，实行资源共享。曾有业内人士评价这种挂靠行为时说：“挂靠的本质就是透支，提前将行政许可的经营资质所存在的潜在价值预支出来变现，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当行业壁垒不复存在，外来公司的合法性被认同，这些有“照”的公司还会是其他留学公司寻求“庇荫”的大树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是挂靠还是合资，其实对于企业本身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挂靠公司，除了每年缴纳10-20万（少数可达30万）的挂靠费外，在市场行为上需要收到诸多约束。而合资公司，影响则是深入内部的。合资公司常常面临多方利益纠纷，一家在全国排名前列的公司在上海一直发展不好也是这个问题导致。所有的公司都想做自己的品牌，选择挂靠，完全是出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他们不再需要“庇荫”时，这种合作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些曾经寻求过“庇荫”的公司就反过来成为了直接竞争者。

　　越开放的市场，越容易培养出市场竞争能力强的公司。反之，习惯了“温室”保护的本地型公司，很难占领树荫之外的地盘。当壁垒被打破，统一曝晒在市场的烈日下时，机制成熟，已经在“火烤”下存活壮大的公司更容易取胜。

　　大型留学公司给本土市场带来的冲击早已开始，二三级地市的市场份额占据也开始和全国大趋势一致，开放的竞争环境下，外来大公司将逐渐聚拢本地资源和优势。只不过这一次本土“贵胄们”想守住“小而美”的愿望也可能化为泡影——会有更多的本地或外地新型创业公司兴起。兴起的创业公司要想在市场上存活，必然需要靠服务质量和新型服务模式。这样的冲击下，本土公司或是顺应市场潮流做调整，或是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