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究竟把孩子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地讨论”

　　又到一年高考季，当万千学子为考入理想大学而拼命复习之际，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的子女却选择了出国读书。

　　“他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这些精英人士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内在力量，现在却流失了。”

　　今年55岁的朱永新是教育改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2002年他发起“新教育实验”，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理念，从苏南一隅渐次推向全国，迄今已经有1500多所学校参与到这项教育改革中，受益师生超过150万。

　　但是，民间自发探索和推广的力量总是有限的。由于目前教育内部没有形成鼓励真正变革的文化，外部又缺少变革的动力，因此中国教育积弊重重，社会各界对此都不满意。

　　在朱永新看来，全社会教育素养不够，对于教育问题的症结缺乏深入讨论，没有改革共识，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不能形成有着共同朝向的行动力，也就不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改革。

　　朱永新呼吁，中国应该开展一场严肃认真的教育大讨论，“教育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究竟把孩子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地讨论。”

　　“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不够”

　　《财经》：多年来，教育一直备受社会各界诟病。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不但没有改观，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教育家，在您看来，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永新：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改革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目标，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迟滞的教育改革引起人们对教育的不满，不满又导致教育改革的主体力量的流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精英人士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最近这些年几乎成为一股“潮流”。他们以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教育的不满。但是因为没有了切身之痛，部分精英人士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心态也不再那么急切紧迫。

　　第二，没有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的精英人士，也会用各种办法把孩子安排到比较好的学校。因此也有部分精英人士担心教育的改变需要孩子重新适应，由此反而不希望教育现状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部分精英人士掌握着资源和话语权，本来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内在力量，现在却流失了。他们或者不关心教育改革，甚至可能不希望教育改革，所以，尽管整体上大家对教育不满意，可是真正急于改变教育现状、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还不够。

　　《财经》：确实如此。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对于教育的批评主要来自民间和底层，例如在网络世界里就有各种各样尖锐的批评。

　　朱永新：民间以各种形式对教育的批评虽然很多，可是缺乏真正到位的批评。而且批评里面也有很多情绪化的发泄，对教育问题并没有真正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么多年来兴起过真正的教育大讨论吗？没有。共识需要通过讨论逐渐深化形成。中国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教育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因为缺乏严肃深入的理性的讨论、辩论，再加上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不够，所有这些根本问题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财经》：这些年中国教育发展很快，绝大多数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正规教育，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为什么说全社会的教育素养仍然不够？

　　朱永新：教育素养和受教育者人数、人们的学历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它和人文情怀的关系更密切。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和经济发展的路线一样，中国教育的发展路线基本上也是“效率优先”，完全是围绕着分数和成绩展开的，和分数、成绩无关的都被弃置。这种教育的结果，导致今天的父母缺乏人文情怀，急功近利，视分数为唯一标准，把孩子往分数的方向驱赶，往高考的独木桥上驱赶，根本不考虑孩子是不是适应。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北大、清华，不考虑孩子个性的发展。这是反教育的力量，不是正能量。显然，全社会的这种教育素养是有问题的。

　　《财经》：这样的教育素养显然不利于教育改革。

　　朱永新：更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扭曲了教育。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过去我们批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完全反过来了，而且不合理地拉大了不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不同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引导人们都往收入高的方向流动。

　　公务员考试那么火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如果说一个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和一个普通工人差距没那么大，就不可能有“公务员热”。

　　不同劳动阶层的收入在初始阶段可以有差距，但是经过税收等各种手段的调节以后，最终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一定都要读北大、清华，而是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职业。

　　《财经》：劳动人事制度为什么也对教育制度有负面影响呢？

　　朱永新：中国的教育部长不好当，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不是教育部长就能够解决的。

　　现在的用人制度门槛过高，动辄要求硕士、博士，逼着人们都去考硕士、博士，否则就找不到好工作，连做公务员都没资格。其实，公务员有高中学历就够了，没有必要所有的公务员都要那么高的学历。由于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导向有问题，使得本来就扭曲的教育制度更加扭曲。

　　“教育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

　　《财经》：您前面谈到的都是教育外部的问题，教育内部应该深切地认识到了教育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朱永新：遗憾的是，教育内部尽管做出了很多探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并没有真正形成鼓励变革的文化，也缺少变革的动力。

　　一方面，目前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是“下面围着上面转”。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它就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没有用相当的精力去发现和推动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所以这些年来，生长比较好、有影响力的草根的改革，没有得到来自行政力量的重视和推广。

　　《财经》：这样就形成了上下脱节，教育改革缺乏上下力量的呼应。

　　朱永新：其实，教育领导部门自上而下推出的改革举措往往有着好的出发点，但缺乏可操作性，那些草根的力量往往是最具推广价值，也是最具操作性的。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探索和推广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例如我们“新教育实验”倡导的晨诵、午读、暮省等，都是非常好的概念和行动，坚持不懈十多年，从教育实验来说，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算很大的事业了，但对中国教育主流的影响再大，也还是有限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教育激情没有被激励出来。我曾经讲过：教育的问题再多，教育管得再死，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关起教室的门你就是国王；作为一名校长，关起学校的大门你就是国王。不管是教师还是校长，在自己的国度里多少还是能做事情的。教育界有很多优秀教师、校长，制约他们继续提升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精神倦怠，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情怀。精神倦怠有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内在欠缺，一是外在环境影响，当教育管得太死，学校和教师缺乏办学、教学自主权和探索空间时，就无法激发从业者的教育激情。

　　《财经》：这恐怕和教育改革的风险有一定关系，因为在外界的评判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学校里的改革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朱永新：这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只要尊重教育规律，教育改革的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主要问题还是大家都不愿意变革，继续把分数和成绩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许多必要的课程被忽视。例如，男孩子的绅士教育、女孩子的淑女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在国外都是很重要的教育内容，在中国教育里是缺失的。

　　在我看来，教育实际上要培养三种人：一是数以百万计的创新人才，他们需要的是精英教育；二是数以千万计的白领阶层，他们需要具有比较高的学识修养；三是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需要全面而扎实的生活与工作技能学习，他们和前两种相比，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

　　不同层次的人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我们没有目标分类，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用第一种人才的培养方式，教育的深度、广度、难度没有区别。结果呢，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是陪绑，学得很痛苦。例如，现在中国的数理化课程是全世界最难的，大部分的孩子没有必要学那么多、那么深。还有，数以亿计的学生耗费那么多的精力学外语，有必要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大家埋怨我们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大家又共同创造了这个制度。绝大多数父母甚至还认同、支持这种培养方式。于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反教育”的力量。

　　“开启一场严肃认真的全民教育大讨论”

　　《财经》：之所以形成这种“反教育”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们的认识有关。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好教育”。您认为到底什么是“好教育”？

　　朱永新：在我看来，“好教育”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也正是我们“新教育实验”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教育就是生活。传统的认识是，教育是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准备。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教育当然应该面向未来，但是教育同时更应该面对当下。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方式，是行动的方式。

　　第二，教育同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必须确保受教育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地成长，必须实现社会对于一个未来公民的希望。

　　第三， 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教育既然是努力地去促进每一个人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它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充满乐趣的。

　　第四，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而完整的。当下的教育是单向度的，是畸形的，是片面的，是唯分数的教育，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做人的教育，缺乏德行的教育。一个好的教育首先应该帮助人全面发展，达到身心的统一，让人成为完整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财经》：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教育显然既是不幸福的，也是不完整的。例如，很多学校只关心分数，不关心学生的心灵和身体。学校体育课程那么少，很多学校甚至不开体育课。小学阶段就有那么多的近视眼、小胖子，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朱永新：对一个孩子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成长基础，体育不仅仅是增强身体素质，也包括在体育活动中的竞争和合作，与孩子的个性发展、人格培养都密切相关。

　　另外就是艺术教育欠缺。艺术能够培养一个人的灵性，一个能够懂得创造美、欣赏美的人，一定有更加丰富的人生和心灵，他的一生会比其他人更快乐和幸福。可是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在农村，基本上没有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课程。

　　学校应该是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全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在学校里，所有的艺术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呈现给孩子。学校的东西越是丰富，孩子们发展的可能性越多。现在我们学校里丰富性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体育、艺术，生活教育同样缺位。作为一个人，孩子应该懂得生存和生活的技术。

　　《财经》：现在很多孩子碰到生活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学校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地方，却没有教给他们这方面的知识。

　　朱永新：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人，怎么遵守社会公德，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怎么捍卫自己的权利，怎么去尊重别人的隐私？现在的教育缺乏这方面内容，仅仅给学生一点知识，一点技能，一点应付考试的办法。爱因斯坦说过：“学生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财经》：现在的学校只是一个训练场，不是一个真正让孩子全面发展的空间。

　　朱永新：父母、老师、全社会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形成共识，监督学校，帮助学校。现在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父母都默认学校的做法，还给孩子找家教，逼着孩子向分数低头。

　　我认为，今天中国有必要开启一场严肃认真的全民教育大讨论。教育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究竟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就有可能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

　　任何改革推动，前提都是要有改革共识。对这些问题人们没有达成共识，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不能形成有着共同朝向的行动力，也就不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哪怕牺牲一点效率，也要追求教育公平”

　　《财经》：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教育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它的最大表现就是全民对于教育的失望。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快走出这样的危机？

　　朱永新：最重要的是重建全民对于中国教育的信心。如何重建？首先对于教育公平要形成共识。

　　在过去30多年里，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教育发展，都是“效率优先”。现在，经济越来越转向可持续发展，强调“兼顾公平与效率”，教育也要回归原点——公平。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学校、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太大，这严重违反社会公平。强势群体在相对好的学校读书，最弱势的人群往往在最薄弱的学校读书。也就是说，在不同质量的学校之间，社会分层也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财经》：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流动性差，造成阶层的相对固化。

　　朱永新：教育本来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杠杆和渠道，是社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但现实是，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堵塞了底层孩子向上流动的通道。弱势人群希望孩子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生，实际上，这种改变是很有限的。除了少数勤奋和有天赋，或者有偶然机会的孩子，大部分孩子是很难脱离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有统计表明，目前农村孩子考上好学校的比例没有上升，有时还在下降。这造成整个社会阶层的固化。

　　政府责任就是使教育资源均衡化，公共财政要支持公共教育均衡发展。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每一所学校办好，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公办学校的质量要均衡化，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基本相同的公共教育。精英人士的子女要接受特殊教育，就可以到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去，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学费减免等方式进入这些学校。这样一来，就能够给民办教育腾出生长的空间。

　　《财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私立学校成长起来，但是近年来很多私立学校倒闭了。

　　朱永新：是的，本来这些私立学校应该是中国教育多样化的重要补充，它们可以做一些很有特点的探索，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但是它们现在生存很困难，因为最好的学校全都是公办的，大家都想进好学校，其他的教育样式就很难生长。

　　《财经》：有人会担心，教育资源均衡化会牺牲效率，例如现在的一些好学校的品质下降。

　　朱永新：宁可牺牲一点效率，也应该下决心实现教育公平。因为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教育的公信力在流失。通过教育资源均衡化，把最薄弱的学校做好，帮助弱势人群有机会进到相对比较好的学校，才可能尽快恢复和提振全社会对教育的信心。其实，公平和效率不是对立的。如果真正做到了教育公平，效率也会提高。

　　《财经》：对于掌握着改革主动权的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它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朱永新：首先应该解放教育，要放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老师、校长、教育厅局长的权利还给他们自己。

　　放权的同时，要发现底层自发的改革实践，形成上下呼应，把个别人、个别地方的成功探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推广。因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从课堂里面生长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尊重基层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也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条主要路径。

　　《财经》：过去多年教育改革成效很小，让人们对未来的教育改革并不乐观。

　　朱永新：我并不悲观。在我看来，如果真正形成全社会的教育改革共识，然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呼应，吸引各种民间的力量和智慧、资金来参与，教育改革五年就可以初见成效，十年中国教育就可以上一个大台阶。